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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里回放着那可怕的一幕幕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7-07-26 19:27   点击量:

  记得、我小的时候最爱去哈尔滨舅舅家了。哈尔滨有电灯、哈尔滨有电车、哈尔滨有电驴子(就是摩托车)。哈尔滨的马路上有路灯,晚上路边还有买西瓜的、桌子上还放着切西瓜的长刀和嘎斯灯、(就是用电石产生的气体点燃的灯)通亮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哈尔滨真漂亮。

我十三岁了,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去哈尔滨。妈妈叫我去卖一只母鸡带三十二只小鸡仔。临行前妈妈还是不放心的再三叮嘱我;‘能否找到舅舅家’,我说;‘没问题的、放心吧’。中午十二点刚过,我就用圆筐装上大母鸡和她的宝宝们出发了。我家离哈尔滨有五六十公里的距离,要步行八九公里的土路、才能到达五家子火车站,走土路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叫‘三关’偏僻的地方,那里远离村庄、也是一个野狼出没的地方。我挎着竹筐步行了三个多小时,下午四点多钟,我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腿、走进了五家子火车站。我要在这里乘火车去哈尔滨。

买了一张火车票、我很快的就进入了火车站的站台。在站台上、早已站满了、熙熙攘攘等车的人们。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身着时髦的城里人,也有穿戴寒酸的乡下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满满地带着从乡下弄来的农副产品。

火车就要进站了,我的心情开始激动起来,激烈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几乎都要跳到嗓子眼了,我努力的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嘴里的牙帮骨发出咯咯的响声。等车的人们都站在铁道边上不时地向着火车来的方向眺望,一会、我看到远处地平线上冒出了滚滚白烟,渐渐地越来越近,一个硕大的火车头喘着粗气、拖着长长的闷罐(当时就是用盖车箱拉客)火车厢、呼啸着开了过去,车厢慢慢地停了下来,没有看到有乘务员下来。乘车的人们争先恐后的爬上了车厢。火车站东出口道岔子头上的信号(扬旗)落了下来。列车开动了,我透过车门的缝隙看到车厢外远处、那一片片熟悉的田野,和铁路两侧一颗颗碧绿的小松树,还有挂在电线杆子上随着火车的开动一起一浮的电线。一幅幅美景来不及让你欣赏就被列车远远地甩在了后方去了。很快的望哈、王岗、顾乡屯站都过去了。列车缓缓地进入了哈尔滨火车站。

火车头喷着踢踏踢踏地声音、停了下来。我下了火车融入了美丽繁华的哈尔滨。为了节约支出、节省五分钱的汽车费,我还是决定走着去舅舅家,一路上我经过了继虹桥、儿童电影院、经过新阳路、我安全的来到了道里区安国街、我的舅舅家。

第二天;我便开始了外卖我家的一只大母鸡、和她的三十二只鸡宝宝的事情。舅妈说去机车车辆厂的铁道口、来回上下班的人很多,你去哪里能够好卖些。铁道口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个上午光有问的没有买的,下午还下起了毛毛雨,我在那里按着承鸡的竹筐蹲了多半天,基本上快被雨水淋透了。这时候和我同岁的表弟跑了过来,手里拿了一顶草帽子说;‘给你帽子’说完将帽子紧紧地扣到了我的脑袋上,并且用手狠狠地往下撸了一把说;“你看、这回更像【屯迷糊】了’。他说完走了。我蹲在那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我屯迷糊怎么了,我可以自己来哈尔滨,你不迷糊、你肯定不敢自己去乡下,我总一天会让你瞧得起的。想到这里我把草帽摘下来使劲摔在我后面堆的枕木上,已经湿的差不多了。就让这雨水把我这个屯迷糊浇的在清醒一些吧。就是这样、在晚上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以六元的价格把一窝可爱的鸡卖给了一位过路的大妈。

在铁道口蹲了一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那里有很多拉人力车的,他们拉的东西都比较重。每当上坡的时候一个人拉车就比较费劲。这时候就会有一位流动的挂小套的(就是临时帮助拉车人拉车)走过来,问他;‘挂不挂’?拉车人回答;‘挂’,这时候挂小套的就将带钩的绳子挂在那个人的车子上。一直拉到上坡平稳的地方。拉车人付给拉小套的五分钱。在这里我学到了挂小套的起点的流程,岂不知道终点的一些做法。

隔日;我也在舅舅家准备好了钩子、绳子、学着他们的样子,挂小套去了。来到了铁道口正好一伙人力车拉过来,我看见一位老大爷拉车有些吃力,我就凑了上去问;‘大爷挂不挂’大爷说;挂吧。我二话没说,打上钩子,使劲地拉了起来。由于不知道哪里是终点?和怎么个程序,我一直拉到了顾乡屯。中午他们吃饭了、我也偷偷地去了饭店买了两角钱的大米饭泡了一些酱油吃了。下午我还跟他继续拉车,一直拉到道外一个叫‘三不管’的地方、都下班了,他给了我四毛钱。我算了一下。这一天吃了两毛钱的大米饭,回来时坐了五分钱的5路公交车,还剩一毛五分钱,这是我在哈尔滨第一次挣到的一天的工钱。收入我不知道是多还是少,但是我的精神收获还是蛮多的。

 

回忆录之青年----无产阶级专政

 

经过了天灾人祸洗礼的祖国,基因把中国定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周身流淌的血液里,难免滞留着各种运动的基因与痕迹:大跃进、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反右倾、狠抓阶级斗争、对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施行无产阶级专政。

 

六十年代初的农村,人们还没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里中真正地走出来,经济物资还相当的匮乏。那时、自然环境非常的好,没有一点被污染的迹象,可是政治环境这根弦却是绷得紧紧的,搞的是乌烟瘴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时的地富反坏右是主要斗争与管制的对象。“以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

 

被专政的右派:

 

邻居赫老太太家的北炕、住着一户从双城下放来的母子三人——靳瑞芬和他的两个儿子、迟伟红、迟伟彦,她们相依为命。靳瑞芬、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有文化、她的脸庞虽然不尽白净、但是文雅而又有气质。头上梳着齐肩短发。她的男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判刑入狱、靳瑞芬本人在大鸣大放的年代、可能是因为说的实话太多而被打成了右派。她的大儿子、迟伟红十六岁、小名叫‘伟红’、小儿子迟伟彦小名叫‘秋生’,和我年龄相仿、十三四岁。由于是双城来的下放户,从双城来到乡下,虽然他们一贫如洗但和当时的农村还是有些区别,在她家炕里头散剁着几床棉被,一只不大的长方形炕桌,最抢眼的要算是一只黑了巴驱的长方形包有皮角的布面皮箱了(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什么叫皮箱)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靳瑞芬虽然是右派分子,但是当时农村有文化的必定不多,她就在我们村子的民旺小学校里担任着四年级的班任工作,人们还是习惯的叫她靳老师。

 

一天晚上、在学校一间空旷的教室里,几个村大队的积极分子正在对右派分子靳瑞芬和历史反革命分子衣大魔以及衣老太太(老两口都六十多岁)实行着无产阶级专政。这里不是众多人员的批斗会,执行者只是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还有外面的窗户底下偷偷的站着我们几个爬窗户的小孩。室内的阵势异常的恐怖。几个大队干部手里拿着皮带和绳头子,瞪着恶狠狠的眼珠子,把靳瑞芬和衣大魔等三人、紧紧地围在中间,三个人九十度的弯着腰,在那里撅着。一个积极分子抄起皮带向着靳瑞芬的后背上恶狠狠地抽了一皮带后,厉声问道:“说!你是怎么攻击社会主义的!”靳老师动也没动回答说:“我没有攻击社会主义”。咔嚓、又是一皮带落在靳瑞芬身上,在一旁撅着的衣大魔和衣老太太早已经吓得两腿哆嗦起来,魂不附体了、一个大队干部紧忙的过去往起来薅了薅:“说说、你给学生造的那个造句,(挺身而出)。我‘吃高粱米面’拉不下来屎,我一使劲(挺身而出)是怎么一回事?”又有个人声嘶力竭的对着靳老师高声喊道。靳老师回答说:“那不是我说的,是别人栽赃陷害的。”一顿暴打之后一看没有多大效果,大队干部就把目标转移到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衣大魔:伪满洲国时当过警蔚,有文化,平时有点军人作风,干活时喜欢戴着白手套,走路腰板挺得直直地,一辈子没生男孩,只有三个姑娘。:咔嚓!先是一皮带落到了衣大魔身上,老头子不由自主的惨叫着往前抢了两步,差点栽倒在前面的地上,被前面的人员挡了回来,:“说说你做的反动诗词,是怎么回事!把你的诗念一遍”大队的人吹胡子瞪眼的喊着。衣大魔战战兢兢地背了起来:“一进房门笑噗噗,炕上坐个老母猪。好糠吃了八九斗,光打圈子不下猪。”衣大魔辩驳着说,我这是说我老伴不给我生男孩,我没有反动的意思啊‘咔嚓、咔嚓又是两皮带。:“你还敢嘴硬,那个:日影西斜照纱窗,照的我是内亮堂堂。一阵风云一阵雨,为何不遮红太阳。”(红太阳、当时称毛主席是人们心中的红太阳)是不是你说的?大队干部再次大声的喊叫着,衣大魔哆哆嗦嗦的说:“我哪敢说这些啊,我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政府的改造,绝不敢乱说乱动。一时间、打骂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在外面看热闹的我们几个小孩,被眼前的一幕幕吓傻了、惊呆了,不敢再继续看下去了、相互的拽了拽衣裳都把脑袋缩了回来。回家的路上,我们各自谁也没敢说话,都默默的走着、幼小的心灵里回放着那可怕的一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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